富士康能否摘掉“世界代工廠”的帽子？有態度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不出意外，富士康將成為近三年A股市場規模最大的IPO。
從2月1日遞交招股書申報稿到3月8日證監會第十七屆發審委審核通過，僅僅用了36天，創下了A股市場IPO審核的最快紀錄。在A股市場審核趨嚴的大環境下，富士康IPO過審被外界稱為“光速”。
根據招股書披露，富士康股份股票簡稱“工業富聯”，股票代碼“601138”，擬發行約19.7億股，占發行后總股本的10%，全部為公開發行新股，不設老股轉讓。
募集資金主要用于工業互聯網平臺構建、云計算及高效能運算平臺、高效運算數據中心、通信網絡及云服務設備、5G及物聯網互聯互通解決方案、智能制造新技術研發應用、智能制造產業升級、智能制造產能擴建八個部分進行投資，募集資金超過上述需求量部分，用于補充營運資金。
“富士康從代工向工業互聯網轉型需要更多投入，在A股IPO后，可以提供更多資金，支持轉型。”香頌資本董事長沈萌對藍鯨TMT記者說。
富士康股份主營業務有通信網絡設備、云服務設備及精密工具和工業機器人三個部分。是從集團母公司鴻海精密旗下剝離的出來的業務。鴻海精密間接持股富士康股份69.14%，郭臺銘IPO前持股富士康股份11.54%，IPO后持股10.39%。
與之前媒體猜測的有可能“折價”上市不同，富士康采用戰略配售、網下發行和網上發行相結合的發行方式，其中全部戰略配售股（50%股份鎖定期為12個月，50％的股份鎖定期為18個月）和部分網下發行股（70%鎖定1年）設置了鎖定期。
其實無論是折價上市還是大面積鎖股，都是由于富士康IPO規模特別巨大，防止股市劇烈波動的一種手段。當然，兩者向市場傳遞的信號截然不同。時隔四年之后，重啟戰略配售，對于富士康無疑是積極的，符合A股市場利好高科技的預期。
世界級代工廠“船大難掉頭”
一直以來外界對富士康的評價以“不了解”居多，即便有所了解也和“代工廠”、“蘋果”這些詞語高度關聯。
而“代工廠”是郭臺銘避之唯恐不及的三個字，2012年富士康謀求轉型，曾宣布到2014年實現裝配100萬臺機械手臂計劃。郭臺銘也一直在多個場合強調，富士康二十多年前就已經不是只有代工了。言外之意，富士康并不是一家代工廠。
在近期富士康IPO路演階段，郭臺銘開始頻繁露面。5月16日，郭臺銘頭頂8K標識紅色棒球帽現身清華大學，以實體經濟＋數字經濟工業互聯網賦能時代來臨為主題，宣講富士康8K＋5G、高效能運算及人工智能在工業互聯網的應用理念。
5月17日，在天津舉辦的第二屆世界智能大會上，郭臺銘再次強調，富士康不是代工廠了。其招股書對于自身代工業務描述也均回避代工字樣，以ODM、EMS、加工替代。
根據招股書披露，2015年至2017年，富士康主營業務成本占總成本比重99.91%、99.76%、99.73%。直接原料成本（采購大量高價值電子零件）占當期主營業務成本的82.02%、83.21%和 86.51%。 一般情況下，只有在傳統工業制造技術含量較低領域才會有如此高的原料成本占比。
在主營業務中，通信網絡設備三年占比分別為58.3%、51.09%、54.22%。云服務設備占比36.13%、40.34%、37.17%。精密工具和工業機器人占比0.15%、0.14%、0.22％。其中，占比最小的精密工具和工業機器人毛利率高達49%高于通信網絡設備的14%。
三年營收分別為2728億元、2727.13億元、3545.44億元。凈利潤分別為143.5億元、143.66億元、158.68億元。凈利潤率分別為5.26%、5.27%、4.48％，在5％上下浮動。
相比之下，高通、蘋果等一些純高科技上游企業的凈利潤遠遠高于富士康。
比如，蘋果2017年財報顯示其凈利潤率高達22.72%，保持了近幾年20％以上的凈利潤率。2017年高通凈利潤率在腰斬的情況下也達到了15.55%。最高時期凈利潤率達30%以上，甚至高于以“高凈利潤”著稱的蘋果公司。其中，高通80%以上的凈利潤來自專利授權費。
2017年富士康大中華區主營業務收入與其它地區占比從2015、2016年的38.58%、35.33%下滑至19.67%。
根據IDC發布的報告顯示，2017年全球智能手機出貨量14.72億，同比下降1%。其中蘋果市場占有率從2016年的4.5%下降到4.4％。一方面，大中華區人力成本上升，另一方面，受蘋果手機銷量，iPhone X的工藝、出產、產能問題影響很可能是大中華區營收占比下降的兩個最主要的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在資產負債率方面，2017年負債率從2015、2016的45.72%、42.89%猛增到81.03%。因為負債率增加會降低凈資產額，提高負債率在凈利潤率不變的前提下可以提升ROE水平。而2017年富士康凈利潤率下滑，ROE也相應的降低，三年一直呈現下滑趨勢。
富士康稱增加原材料和設備采購導致，不排除避免貿易爭端影響以及價格波動而提前進行采購“套期保值”。
在人員構成和研發方面，富士康大專以下的學歷高達78%，大專及本科占21.4%，碩士及以上僅僅0.6%，40歲以下青壯年占91.49%。三年的研發收入占比分別為1.75%、2.01%、2.24％。
而在半導體以及其它科技行業，高研發投入幾乎是標配。舉個例子，2017年，高通研發占營收比為21.9%、英特爾21.5%、華為14.9%、微軟14.5%、西門子6.3%、諾基亞20.8%......研發投入均沒有低于5％。研發投入越高相應的研發人員占比也相對較高，根據2017年華為財報顯示，其研發人員占公司總人數的45%。
顯然，富士康自身的業績以及業務組成不足以跟高科技企業掛鉤，企業本質仍然處于“代工”行列。由于過分依賴上游企業，毛利潤和凈利潤過低才是富士康多年以來一直想轉型的根本動因。同時，轉型對于體量過于龐大的富士康來說，“船大不好調頭”，不僅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更需要對轉型方向有一個深刻的認知。
可以預見的是，上市之后的富士康，市值很可能超過5000億元，募集資金也很有可能遠遠超過272.53億元。隨著資金到位，企業負債率也將會大幅度減小。
割裂下的工業互聯網：想象力能持續多久
郭臺銘曾經說過富士康的想象力不夠，從“工業富聯”四個字來看，工業互聯網無疑是郭臺銘認為最能夠給富士康“未來十年”帶來巨大想象空間的領域。
工業互聯網是一個新生事物，隨著消費互聯網to C市場發展達到飽和，工業互聯網 to B市場方興未艾，企業數字化轉型已經成為行業共識。
富士康招股說明書中提到，在工業互聯網領域GE和西門子是其主要競爭對手。想要了解富士康的工業互聯網概念，可以從GE和西門子兩家典型的企業入手，進行橫向比對。GE和西門子分別代表了美國和德國工業互聯網戰略的典型“案例”，也是美國和德國工業互聯網發展最為真實的寫照。
盡管GE和西門子都在走工業互聯網的路線，但是兩家的方向并不相同，一個向左一個向右。GE所在的行業是航空、醫療、汽車發動機等；西門子所在行業是軌道、工廠、風電、石油、醫療等等。
“GE和西門子數字化業務布局和定位的最大區別是，GE更佳傾向于基于IT與網絡技術打造通用平臺，實現橫向拓展。
西門子則更加傾向于深耕專業領域的基礎之上，借助IT與網絡技術為客戶打造數字化解決方案，實現縱向延伸，是兩種不同的思路。”ICT觀察專家張群英對藍鯨TMT記者說。
此外，兩家的定位也有所不同，GE的平臺稱為Predix，西門子的平臺為MindSphere。
“GE的理想是將Predix打造成工業領域的安卓系統，開放給所有工業企業與軟件開發者，企業可以利用Predix開發和共享各種專業應用。”ICT觀察專家張群英說，
“西門子的MindSphere定位基于云開放式IoT操作系統，與GE的Predix不同，西門子用手機APP store來比喻MindSphere未來的運營模式，表明西門子走的是深度垂直化的路線，更多專注于為不同行業提供定制化系統解決方案，而沒有將主要精力用于打造適用于所有領域的通用系統平臺上，與GE的路徑大相徑庭。”
簡單說就是，GE傾向于水平拓展，波及面比較大；西門子垂直化，更加細分、碎片化。在業務性質上，一個是“操作系統”，一個是“手機應用商店”。
其實，GE走向工業互聯網純屬偶然，2011年美國企業正值數字化轉型，在這樣的大環境下，GE聘請思科的Ruh加速數字化轉型。2012年GE正式提出工業互聯網的概念。
2012年11月，GIGAOM刊登了時任GE董事長杰夫·伊梅爾特的文章《工業互聯網的未來》，伊梅爾特稱“這是一個龐大的物理世界，由機器、設備、集群和網絡組成，能夠在更深的層面和連接能力、大數據、數字分析相結合。這就是工業互聯網革命。”
2013年至2015年期間，伊梅爾特多次來到中國，為其“工業互聯網”概念“宣傳造勢”。彼時國內消費互聯網尚未消化完全，對“工業互聯網”更多的是不理解和陌生。
伊梅爾特曾說，“不能有機增長，是一個巨型企業的災難。”
實際上，作為主導GE工業互聯網的主要部門GE Digital，并沒有得到預期的高增長。2016年GE Digital的收入不過60億美元，而GE對其的研發投入卻達到了21億美元，與其它超過千億的收入相比過于微小。2017年GE虧損62億美元，股價腰斬，下跌22%，成為2008年以來最差的一年。主推工業互聯網概念的伊梅爾特比原計劃提前三個月退休。
原GE醫療總裁約翰·弗蘭內里被任命為GE新CEO，弗蘭內里上任后進行了一系列管理重組“大換血”。其中一項“遺產清算”就是GE Predix，GE Digital在美裁員約100名銷售及研發人員，把工業系統業務部門賣給瑞士ABB公司，進一步削減Predix相關人員和支出。同時宣布GE未來專注于三大業務條線，航空、電力、醫療。
沒有對比就沒有傷害，GE的競爭對手西門子在2017年股價一路攀升，2017年財報顯示營收和凈利潤分別為830億歐元和62億歐元。西門子CEO凱颯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曾表示工業互聯網是垂直發生的，不能像消費互聯網那樣水平擴展、跨界發展。
根據富士康招股書說明，關于工業互聯網平臺構建項目擬實施進度計劃表顯示，2019年1-6月集中管理和分散處理數據，2019年7-12月建立數據分析應用方案，2020年1-6月發展智能化生產與決策應用，2020年7-12月推動成果。郭臺銘在清華的演講中表示，以供給側IT的視角來看待工業互聯網即物聯網＋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
如果數據收集，智能處理就是全部工業互聯網，那么富士康可能把工業互聯網想的過于簡單了。無論是進度計劃表還是對外宣講中，究竟怎么做工業互聯網，富士康的思路并不清晰。
根據2017年9月工信部關于工業互聯網的一份內部討論稿顯示，GE、西門子等領軍企業圍繞“智能機器人＋云平臺＋工業APP”的功能架構整合生態資源。
工業互聯網是兩化融合（工業化和信息化）的“三明治”，其中工業APP是關鍵。
關于工業互聯網現狀，該討論稿顯示，全球工業互聯網總體處于商業化前期，絕大部份平臺尚處于探索階段，未獲得廣泛的市場化應用，我國的企業在2015年之后積極開展布局。
我國的三一根云平臺、航天云網INDICS平臺、海爾COSMOPlat平臺、美的MeiCloud平臺、用友iUAP、華為OceanConnect平臺、機智云Gizwits IOT Enterprise平臺、普奧ProudThink平臺；國際企業，施耐德EcoStruxure平臺、ABB Ability平臺、和利時HiaCloud平臺、SAP HANA平臺、ThingWorx平臺、IBM Bluemix平臺。這些平臺均采用不同模式，不同的路徑。
“富士康和GE、西門子的工業互聯網，就是夏蟲與冰、飛鳥與魚，并不是一回事，它的本質其實是一個物聯網。”一位IT觀察專家對藍鯨TMT記者說。
工業系統的復雜性決定了工業應用的創新更加艱難，一位同行曾表示，互聯網和物聯網本質在于數據的來源，互聯網數據由人產生，而物聯網數據由機器產生。涉及到新語言形態，后者數據處理更加復雜。
GE、PTC、西門子這樣傳統的行業巨頭，都不能在工業互聯網領域單打獨斗。富士康能否獨自挑起行業的大梁呢？此外，不同領域、不同層級的企業專業壁壘非常巨大，不同行業的自身發展的特點也千差萬別。富士康所在的3C制造行業和石油、航空、醫療、電力的經驗是不盡相同的，任何一家3C制造的工業互聯網也不能套用在其它行業之中。
更為重要的是，全球行業監管、數據管理界定不明，沒有統一的行業標準，數據封閉、信息安全不可控都是制約工業互聯網進一步發展的絆腳石。
根據IoT Analytics統計，目前全球工業互聯網平臺數量超過150個，占物聯網平臺總數的32%，是第一大細分平臺類型。
顯而易見，工業互聯網龐大的市場是非常誘人的。不過對于IPO過后“不差錢”的富士康來說，故事能講多久，意味著想象力能持續多久。
（本文來源于藍鯨財經，原標題為：為IPO造工業互聯網概念，富士康能否摘掉“世界代工廠”帽子，作者：趙晨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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