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俠客島

維權8年后，年近九旬的中南財經政法大學退休教授趙德馨，終于等來了中國知網的道歉和70余萬元賠款。從2013年起，趙教授就侵害其作品信息網絡傳播權起訴中國知網，并全部勝訴。

但道歉遠非事件的終點。

中國知網

一

兩年多前，翟天臨一句“知網是什么東西”，讓知網這一國內最大知識數據庫上了熱搜。但凡寫過論文的人都清楚，知網號稱“中國知識基礎設施工程”，是在國家大力支持下建成的“CNKI數字圖書館”，信息量規模一度高居世界之首。

下論文、找文獻，上知網準沒錯。要追蹤學術前沿、了解最新學術動態，知網也少不了，這是它的行業地位和貢獻。但作為一家商業數據庫，知網的生意更是風生水起。2020年，知網主營業務收入近11.7億元，毛利率達53.9%，這個百分比，高于最賺錢的蘋果公司。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報披露的知網營收情況

只要合理合規，這樣的盈利能力外人無可置喙。但知網的運作和盈利模式，一直遭到很多質疑。以趙教授訴知網侵權案為例，知網將其100多篇文章收錄至數據庫，并通過電腦、手機等端口傳播獲利，而作者本人不僅沒有稿費，下載自己的作品還要付費。

這也透露了知網多年來的盈利套路：一邊收錄著作權人作品，一邊在未明確獲得作者本人授權的背景下，在網絡上傳播獲利，作者卻得不到任何報酬。

其實，趙教授并非孤例。天眼查的法律訴訟顯示，知網所屬公司共涉及1500多條訴訟，其中因著作權權屬、侵權糾紛和侵害作品信息網絡傳播權的糾紛超過1100條。

有人會問，中國著作權法規定，著作權人享有包括復制發行、通過信息網絡傳播等方式使用作品并獲得報酬的權利，知網就這么明目張膽地知法犯法？

知網說，自己的數據庫通常跟學校或期刊合作，不與作者直接對接。言外之意是，作者在向期刊投稿時，就應看到投稿須知中的“稿件將編入知網數據庫”等表述，如果沒看見，那也賴不著知網。

但這種說法沒有得到法院支持。中國裁判文書網上的過往判例顯示，期刊的投稿須知或有關協議并不等同于有效授權依據。換言之，知網以這種協議為由，傳播別人的作品卻不給稿酬，實際上是仗著市場規模和壟斷地位搞“店大欺客”。

說穿了，知網的高利潤是因為“進貨”便宜“售價”高，以中間商的身份賺得盆滿缽滿。

在“進貨”環節，因為知網的行業壟斷地位，一般學術期刊很難承擔不被知網收錄的后果（那意味著自身影響力大減），知網得以用低廉的價格收錄期刊文獻。而在“售貨”環節，知網針對的是個人用戶，論文收費標準為0.5元/頁，下載一篇20頁的論文，要付10元，碩博論文則在15-25元/本不等。一邊是壓低價格一錘子買賣，一邊是反復收費，難怪利潤很高。

知網會員流量計費標準表

不光個人，一些高校及機構用戶也在吐槽知網“漲價離譜”。2016年，有高校圖書館發表聲明稱，2000年以來，知網對該校的報價每年漲幅都在10%以上，從2010年起，年均漲幅居然接近19%。

但漲價背后，期刊、論文作者等知識生產者卻很難從知網分一杯羹。全國兩會上，曾有政協委員批評知網：“技術讓知識越來越便宜，而壟斷讓價格越來越昂貴。”

二

平心而論，知網能有今天的市場地位，說明其收錄文獻的思路、方向、廣度和更新速度受到學術界認可，知網也由此成為中文學術界不可或缺的數據庫。不過，在獲得市場主導地位后，知網一定程度上“異化”了。

例如，有學術界人士稱，知網不僅壟斷了學術論文資源，更借機壟斷了學術評價資源。在近年高校與學術機構的量化指標中，知網論文發表、引用、下載、影響力等數據成了重要評價標準，這讓知網更加有恃無恐。

按理說，作者稿件被學術期刊錄用出版，期刊雜志社再將文章授權給知網，在這個過程中，作者、學術期刊、知網平臺都是利益相關方。但顯然，由于缺乏合理的利益分配機制，作為平臺的知網賺了大頭，內容生產者卻成了近乎免費的打工者。

也有人質疑，一些由政府或公益基金資助的科研項目，憑啥在知網上成了賺錢工具？學術知識的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該如何平衡？

類似的爭議不光存在于中國。比如2018年，歐洲研究委員會聯合10余個歐洲國家的主要研究機構發起“S計劃”，呼吁由政府或公益基金資助的科研項目，其研究成果可以由納稅人免費獲取。

去年兩會，全國政協委員、上海市教委副主任倪閩景提交了一份議案，建議把知網一般的論文瀏覽和下載功能納入國家購買服務，在國內供用戶免費使用，論文查重、論文引用檢索、大數據服務等可繼續收費。倪委員還建議，知網應對青少年學生群體開設綠色通道，讓學生免費獲取專業文獻，這對促進教育公平、激發學生創造力有重要意義。

說到底，學術研究是公共性知識生產，知識平臺當以社會效益為先，最終目標是降低知識獲取成本、豐富知識獲取渠道，而不是利用市場主導或壟斷地位獲利。

就這個意義來說，知網只停留于個案的道歉，顯然不夠，如果以往的運作模式不改革，用戶就侵權發起的訴訟恐怕不會停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