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鴻祎：中國為什么沒有喬布斯？金融
2001年10月，浙江省的某市政府發布了一個重大的人才培養工程，以5年為一個培養周期，每周期投入培養經費5000萬元，邀請兩院院士來做導師，培養100個“喬布斯”式領軍人物。結果，這個消息一下子爆開了，“培養100個中國喬布斯”成了一個大笑話。
其實，這里都有誤解。人家說要培養100個喬布斯式的領軍人物，說白了就是培養創新領袖。我在so.com上搜了一下關鍵詞“創新+工程”，結果有知識創新工程、黨建創新工程、國家技術創新工程、社會管理創新工程，每一個是不是聽起來都挺宏大的？
但我非常確定地說，而且我一直以來都是這樣的觀點：今天的中國沒有喬布斯，誰說自己是喬布斯，誰就是騙子，目前的中國喬布斯都是贗品。那么，中國有十三億人口，難道就沒有在智商、個性、創新力方面抵得上喬布斯的年輕人？我覺得，如果按比例來看，絕對有。他們就像種子一樣，但可惜落到了一個不寬容的文化土壤上。寬容是創新之水，如果沒有寬容之水澆灌，那這土壤就很難支持創新，再好的種子落到這個土壤上，也長不出喬布斯來。
我的這個觀點，講給誰都不愛聽，因為我就跟《皇帝的新衣》里的小孩一樣，只不過說出了一個真相，但卻令很多人尷尬。有些企業請我去講互聯網，講創新之道，結果我發現雖然很多大企業特別愛提創新，恨不得把創新兩個字刻在腦門上，但我一講創新，就認為我是在危言聳聽。比如，兩年前，我給運營商講課，說微信最后是要顛覆運營商，結果把邀請單位嚇壞了，因為下面坐的都是集團領導。有些內容傳到外面，有人認為我在挑撥運營商和騰訊之間的關系。兩年之后，都不用我說了，事實擺在那里，微信已經不是在搶運營商的收入，而是要利用運營商積累下的用戶關系，在通話層面上取而代之。現在，運營商不改變已經不行了。
我講創新，翻來覆去講，舉出各種案例來講，講了很多，但最后發現這些東西都是術。我們能不能創新，能不能培養出“喬布斯式的領軍人物”，最后還是落到是否我們是否有支持創新的寬容文化。
那么，什么是文化？
不是講個《論語》，講個《易經》就是文化，文化是我們每個人遇到一件事，腦子里出來的本能反應——善惡判斷，是非標準。
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中國的文化，我們對企業的價值判斷，不是這個企業有沒有創新，有沒有為用戶創造價值，而是有沒有賺錢，有沒有上市，有沒有市值上百億過千億。簡單地說，我們現在判斷企業，乃至判斷一個人的標準，還是成王敗寇。如果一個公司把廣告屏掛到了全國所有出租車的后座上，不管晚上對疲倦的乘客來說光線有多刺眼，噪音有多擾人，只要它賺了很多錢，只要它能上市，在我們的文化里，它就是一個成功企業。
我們每個人都很崇拜成功，我每天在努力地工作，也是為了證明我不是一個失敗者。如果我失敗了，或者360沒能上市，市值沒能過百億，他們也不會請我去講課。一個人的思想和看法從來沒有變過，但是公司上市了，市值過百億了，大家就覺得這個人不一樣了。其實，你會發現，我們每個人愿意聆聽成功者的聲音，是因為很害怕自己會失敗，我們對失敗在文化上并不是特別寬容。
但是，創新意味著什么？創新一定意味著它是失敗率特別高，失敗是必然，成功是偶然的。你今天看到成功的企業，背后躺著一百家跟它一樣，甚至更努力、更優秀的公司。但是運氣不好，失敗了。雖然它同樣做一件創新的事情，但因為它失敗了，很多人覺得不看好。所以，在我們這個文化里，你真的要做創新的事情，因為失敗率很高，你會發現到處存在這種無形的壓力，這會讓我們很多人不愿意去做真正的創新。
大企業也不能免俗，同樣的文化，對失敗它們同樣懷有深刻的恐懼。所以，不管有什么新模式，都會讓小公司先去探路、趟雷，小公司做不成，大公司不會有什么損失。小公司一旦做成了，大公司立即跟進，這樣出錯的概率最小。這就是所謂“穩健的競爭策略”。
在這種情況下，這些大公司就像一個小孩子，因為營養很好，也可以長到1.8米，有成年人的體格和實力，但是它的心智可能還是一個七八歲的小孩水平上。它們可以振振有詞地說：“我抄這些小公司又不犯法，有什么錯？這些小公司還不是全抄的國外的？”所以，不要指望我們行業里的大公司能像美國一樣輸出什么價值觀。
再回到喬布斯身上，如果有人認真閱讀過喬布斯傳，反復讀幾遍，你會發現這個人是極其不討人喜歡的人，是一個苛刻的、不寬容的、怪僻的人。這個人如果成為你的同事，成為你的老板，或者生活在你身邊，可能會讓你覺得很痛苦。這樣的種子落到中國土壤上，早在高中時代或者大學時代就被我們給滅掉了。
雖然我們嘴巴上喜歡講創新，但創新一旦出來，我們對它進行價值判斷的時候，包括我在內，對少數派的不寬容，對從眾心理的需求，也會有意無意的壓制創新。一個人做一個新東西出來，剛起步，大家都不理解，好點的話叫他狂人，不好的話會罵他是瘋子，是騙子。他一旦把原來大家罵的一件事做成了，把企業做得成百億上千億了，于是到處有人給他樹碑立傳，把他捧成了神。
我們文化深層次的一個問題，我們從小受到的教育，都是從眾。我們其實很在意別人的看法，如果有一件事特別特立獨行、特別與眾不同、特別標新立異，特別少數派，我們都不會太看好。如果你干的是人人都能看明白的事，你就會被認為是靠譜，有前途。但可惜，大家都覺得有前途的事情，往往沒有前途。
在中國，你想要創新，還得承受另一種苦惱。在美國商學院，顛覆和破壞式創新是經典理論，會被創業公司奉為圭臬，但我一講顛覆和破壞式創新，就會潛意識里想：周鴻祎不是好東西，天天講破壞和顛覆。在西方，小公司起來，破壞了大公司的商業模式，這會被認為是天經地義的事情。數字相機出來，讓膠卷沒有生意；今天智能手機讓數字相機賣不動了，但法律從來不保護商業模式，法律只保護知識產權，只保護商標。
但在中國，360通過創新，破壞了大公司的商業模式，有的法庭竟然認為這是360的罪狀，全球任何國家的法律從來不保護商業模式，但在中國是個例外。
所以，誰要講顛覆，誰要搞破壞式創新，就會被當成制造麻煩的人。到現在，很多人都覺得周鴻祎就是攪局者、搗亂者，天天吃飽了飯沒事，老是跟那幾個大哥打架玩。你為什么不顧及行業的利益？！你為什么破壞互聯網行業的和諧？！你為什么要破壞大公司的商業模式？！
所以，我最近花了很多的時間到處鼓勵創新，但我覺得我們這一代人是指望不上了。我在中國互聯網的叢林和爛泥里，跟鱷魚們打斗，但是我希望現在的媒體，包括我們的教育，能夠一起努力，逐漸地改變中國文化里面對創新的價值觀。如果這種價值觀能夠有所改變，我相信中國優秀的年輕人肯定是很多的，才能形成像美國這樣創新和創業的氛圍，最后中國才能出現真正的硅谷精神和喬布斯。
我希望中國互聯網不要像今天的香港一樣。香港對年輕人沒有什么前途，永遠都是七八十歲的老家伙們給年輕人講怎么做生意，但香港的年輕人永遠沒有什么機會。今天中國的互聯網，基本上還是70后的人唱主角，10年前是我們這些人，那時我們30多歲，現在我們40歲了，一開會還是這批人。再過十年，中國互聯網如果還是沒有真正的創新、沒有顛覆，沒準還是一幫50歲的老家伙繼續跟大家談經論道，這對這些老家伙們來說是幸福的，但是對中國80后、90后，甚至00后來說，那真的是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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