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信用缺位到身份焦慮：羅一笑事件背后的輿論困境態度
24小時內，像大多數公共事件一樣，“羅一笑事件”通過一再的劇情反轉，挑動并操控著大眾脆弱的神經。
我想過盡可能簡單不帶感情地描述這件事情。但我發現，不到一天的時間，這件事已經不可能——太多的細節和謠言，已經把這事從最初的公益事件，迅速失焦，變成了一場橫跨多個領域和人群的輿論爛賬。
病床上的羅一笑，不知不覺地被扯進了一場巨大的輿論漩渦。經歷了反轉，再反轉，又反轉。我們希望她早日康復的同時，也希望這些大人世界里的負面與口水，能離她此后的人生之路遠一些，再遠一些。
類似的事情還有很多，這成了近期的“網絡公益慈善事件”的一貫走向：一個人在網絡上要求捐助，幸運地成為了爆款。看上去皆大歡喜，然而沒過幾天，被捐助者就被發現了“黑點”。緊接著是被質疑和人肉。不到幾個小時，輿論迅速反轉。當初支持的人開始因為“被騙”而痛斥，接著政府和公益機構出來辟謠。最終輿論平息的時候，捐助的本意已經忘掉，成為一個可有可無的注腳。
然后，下一場捐助，下一場“揭黑”，下一次反轉。周而復始，大眾樂此不疲。
有時候，這樣的機制是有效的，比如知乎的 “ 童瑤事件 ”，但是更多的時候，它實際上意味著雙輸：被捐者的形象自不必說，捐助者的“善心”受到了挫傷，更重要的是，每一次這樣的黑色事件出現，都在把整個社會的善心成本往上提高。慈善漸漸變得被污名化。
表面上看起來，這應該是被捐助者的品行導致的，但是細究一下，羅一笑的父親所做的事，從一個父親的角度來說，雖然有不合理的地方，但也可以理解：籌錢籌的越多，羅一笑的獲救希望就越大。于是他采用了尋找營銷公司，發動群眾的方式來籌款。結果也是對的，他獲得了足夠多的資金。至于三套房，兩輛車和“基督徒”的標簽（當然，他已經做了許多解釋）——從父親的角度，他不能輕易對外主動透露 —— 這樣勢必會降低他的公眾 “ 同情分 ” ，從而減少籌款。他必須硬挺著支持下來，一直撐到底。
在他看來，他只是玩了一套在互聯網中被很多人玩的游戲規則。問題是，在慈善領域，這不應該是一個合理的游戲規則。這個游戲規則正在越來越多的人使用，甚至成為慈善的新的黑色潛規則。
我們來看看慈善為什么會成為這樣的一種狀況。最初，基本的慈善是通過官辦的公益組織。例如紅十字會。然而很不幸，在一系列事件之后，這些公益組織的公信力幾乎成斷崖式崩塌。而民間有影響力的公益組織，又因為種種問題難以被正規化。于是，這種“社交媒體+眾籌”的方式進行公益，就成了許多人的選擇。
社交媒體方式進行公益，有一些好處，它看上去很透明，因為我們直接可以看到受助者，直接跟再加上煽情的文字，比中介機構的說明無疑更能打動人，有更強的說服力，籌到更多的款。
但是問題是，社交媒體缺乏公益最基本的一點：信用。
在公益領域，“ 信用 ” 的意義是：了解捐助的對象的真實狀況，并可以追蹤善款的走向和使用情況。在慈善組織的年代，這種信用是由組織來背書的。但是在眾籌平臺出現以后，“中介機構”的這一功能不復存在。剩下的是捐助者和被捐助者“一對一”關系。
為什么被捐助者沒有了“信用”？因為不像組織，需要考慮多次服務帶來的長期聲譽，被捐助者可能僅籌一次款，這輩子就消失不見。何況，待幫助者的數量要比公益組織要多得多得多，沒有人能夠了解他們是誰。于是公眾決定捐誰不捐誰，就無法再核實“信用”，而選擇一種看上去跟信用非常類似的東西 “ 身份 ”。
社交媒體中的 “ 身份 ” 是個很復雜的東西：它不光包括你是誰，更重要的是，你有多少粉絲，多大傳播能力，多少話語權，你能夠運作多少人轉發 。這種“競技場機制”，在娛樂營銷和段子手經紀領域，有它的規律和合理性，但放在慈善捐助領域就很可疑了。“身份”通常是弱者所不曾擁有的東西，除非天降貴人，否則在傳播能力上恰恰是處于弱勢的——而這種“弱勢”地位，往往是激發公眾同情心的理由。
強調 “ 身份 ” 的結果是，被捐助對象的人生，職業甚至未來的命運，將從此與這件事綁定在一起。因此，獲慈善捐助者，將一直被置于大眾的監視之中。任何一點瑕疵，都會被拿出來細數，任何一點小的疑問，都可能會讓曾經大發善心的人們反攻倒算。問題是，這些“監視”沒有任何法律依據，而往往是建立在道德上的一種粗暴的對私權的干涉。能買得起車和房，離過婚和有能力出國旅游的人能不能接受捐助？接受捐助之后能否利用余款進行二次捐助？這些細節的追究、拷問和質疑放大，都讓人精疲力竭，也無從找到真正的答案，但又是輿論場極好的火引子。
我不愿做悲觀的預言，但類似的事件恐怕短期內不會停止。這種現象一定會成為一種新的產業鏈，通過量身定做，設計特定的捐助傳播方案，然后抽取傭金。這個局面，看上去是一個新的網絡環境下的狀況，實際上是一種舊套路的互聯網+ ：首先，是普遍的公共服務，社會資源（包括良好的醫療保障，透明的輿論監督）的缺位；其次，是把這些責任通過“反規則”的方式（公眾募捐和社交監督）推卸出去。最后，這種反規則的方式必然會制造出新的“慈善營銷”模式，并最終走向一種司空見慣的路數，那就是“按鬧分配”。
想要打破這種規則，就必須恢復信用，找一家能夠信得過的，有足夠專業性和公信力的機構，由它進行代理。網民和媒體對機構進行監督，而不是對個人進行直接的監視。然而放眼望去，無論是官方公益組織，民間公益基金會，還是網絡公益平臺，沒有一家能夠真正承擔起這種失落的信用。更糟糕但是，目前來看，沒有什么人認真解決。這個“信用機制”的缺位，好像比單個受捐助者家里有幾套房、上一次離婚的理由是什么等單純道德和社會階層身份等并非本質的原因，顯得更不重要，這就太荒謬了。
從另一方面來看，這或許是“下半場互聯網”經濟的一個機會。“信用經濟”越來越重要了。聯想到才過去的支付寶“芝麻信用風波”，如果真正意義上，社會信用較高（當然，不能僅僅是經濟水平或消費能力較高）的人，能夠獲得的是更多幫助機會而不是更多女大學生福利，或許對于糾正慈善亂象會有一定幫助。
只是，我們的時間不多了。我們要牢記，羅一笑，或者她潛在的病友，正在為所有這一切買單。
【來源：品玩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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