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選秀節目發展簡史：偶像開始需要練習，舞臺卻不再“想唱就唱水煮娛
2005年8月，被狂熱粉絲擁擠的湖南衛視演播大廳里，來自成都賽區的80號選手是最后一個揭票數板的人——3528308票，足足領先第二名25萬票。奪得了這場持續半年之久的選秀比賽總冠軍的李宇春，當年僅僅21歲。
奪冠的李宇春
“想唱就唱”的超級女聲們自此火遍中國，甚至全球。從素人到偶像，由粉絲的真金白銀來決定，這在海外看來是中國娛樂民主的體現。隨后，李宇春也登上了《時代周刊》，即使僅僅是一個增刊。
自《超級女聲》之后，2006年-2011年期間，涌出諸如《加油！好男兒》《夢想中國》此類選秀節目多達200個——中國的造星土壤正是在那幾年打下了基礎。
壹娛觀察（微信ID：yiyuguancha）發現，到了近幾年，造星模式加速升級：《中國好聲音》《中國好歌曲》開啟了導師與學員亦師亦友的新型關系；《蜜蜂少女隊》《燃燒吧少年》《加油！美少女》開啟了偶像養成時代；再到這兩年的《明日之子》《偶像練習生》等綜藝則讓大家知道，成名除了需要粉絲，還需要“練習”。
中國造星模式發展至今，已經走過十余年，從素人爆紅到偶像練習，成名的門檻正在越變越高嗎？
“想唱就唱”的年代：素人爆紅的神話很重要
時代周刊曾如此評價當年的李宇春——
“李宇春的爆紅是現象級的，然而，她的唱功卻遠遠不及她的名氣，即便是她的狂熱的粉絲也承認她唱功的確很弱。而就算是作為一個舞者，她也強不到哪里去。”
李宇春登上《時代周刊》封面
盡管如此，李宇春卻是當時人氣最高的選手，奪冠之后的李宇春得了一個頭銜是“短信大王”。而《超級女聲》帶來的這場火熱夏天，也給電視選秀節目開啟了一個新紀元。
自李宇春在《超級女聲》走紅之后，素人一夜成名似乎不再是神話故事，接下來五年里，各個衛視涌現出來的選秀節目超過了200檔。
那時候的湖南衛視比任何人都要了解，可以走紅的素人，實力從來不是第一位。回顧自李宇春之后的超級女聲冠軍，無不是個性比唱功更甚：尚雯婕、江映蓉、段林希還有最新一屆（2016年）的圈9——盡管湖南衛視一再強調，《超級女聲》的目的不是造星，而是體驗快樂，但這樣的狂歡結果，恰恰指向的是純商業化的造星目的。
從左至右：尚雯婕、江映蓉、段林希、圈9
實際上，《超級女聲》算是舶來品。在其出現的前兩年，英國、美國都曾推出類似的兩檔節目《流行偶像》（據說是《美國偶像》的鼻祖）和《超級偶像》。造星運動在外如火如荼，而當時的中國正好缺少一個大眾娛樂狂歡的出口，《超級女聲》的出現成功打破過往被政治和嚴肅文學包裹的精英文化社會，給了大眾的“俗”文化一個出口。而其在商業與文化的完美融合，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便是趕上了消費時代（從2003年淘寶出現開始算起）。
有人做過統計，2005年的超級女聲共計7場總決選，廣告收入近2000萬，而冠名品牌某乳酸飲料曾經耗資近億元在其中。加上當時的短信投票費用：移動用戶每發送一條短信為1元；聯通用戶和小靈通用戶每發送一條短信為0.5元；固定電話（統一的一個IP號碼）每發送一條短信為3元。業內人士保守估計，光是短信投票這一項，《超級女聲》已經收入上千萬。這樣的投資回報比，即使放在今時今日的綜藝市場上，都是一筆令人羨慕的生意。
于是，在《超級女聲》之后，各種包裹著素人選秀外衣的大眾狂歡節目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如《快樂男聲》《加油！好男兒》《萊卡我型我秀》《絕對唱響》等等節目，盡管它們在內容細節上都會有自己風格的調整，但核心賽制卻是大同小異。
《加油好男兒》海報，當年李易峰還站在不起眼的邊上
然而，這樣的選秀風吹了7年之后，觀眾也逐漸出現審美疲勞。值得注意的是，后來出現眾多的節目，幾乎無一可以再續《超級女聲》的盛況。但是，不可否認的是，正是這幾年對觀眾的“市場教育”，讓觀眾知道，人氣并非決定一切，這才有了接下來一眾專注專業素質的綜藝《中國好聲音》《中國好歌曲》等節目的誕生。
“好聲音”年代：素人與偶像，亦師亦友
2012年，浙江衛視聯手燦星制作，向荷蘭節目模式版權方Talpa支付了200多萬元節目模式費，隨后推出《中國好聲音》——正如其名，《中國好聲音》不再像前幾年的選秀節目一樣注重海選過程，而是更側重于節目的精彩程度以及選手的專業程度。選手的準入門檻開始提高，不再是全民性的“想唱就唱”。而在《中國好聲音》的節目中，除了多了四把椅子，四位導師，在選手里面也會摻進一些專業選手。
《中國好聲音》第一季四位導師
節目在當年一經推出便制霸綜藝圈。盡管在好評之下，導師刻意作秀、選手身份造假等質疑與名氣相伴而來，但依然無礙節目的廣告收視率逐集攀升——根據csm50城收視統計數據，第一季的總決賽收視高達6.511，一舉打破中國衛視綜藝節目最高收視紀錄。隨之而來的廣告招商費用同樣逐季攀升，到了第三季，廣告招商冠名費已經達到2.5億元，而第四季不僅拿下3億冠名費，決賽夜的一條廣告更是直接拍出3000萬高價——這個數字，是之前中國電視史上最高廣告費的3倍左右。
《中國好聲音》爆火之后的兩年內，帶動了一批同質化節目的出現，比如《中國最強音》《中國夢之聲》《最美和聲》《中國好歌曲》《蒙面歌王》等等比賽。不過，《中國好聲音》的火也并未持續多久，其背后一連串的版權糾葛、逐年下降的節目質量，還有互聯網平臺的沖擊，使得節目的收視率逐漸下降。
自《中國好聲音》走紅，版權方Talpa也開始要求漲價，在2013年到2015年期間，燦星制作每年都要支付6000萬節目版權費給Talpa。一直到2016年，唐德影視也開始加入競價，后被傳出帳額拖欠，Talpa單方面收回版權等負面消息——不過很快，這一切在2016年廣電出臺了“限模令”（對海外引進模式數額作出限制）之后便不再重要了。
燦星最終被迫將節目改名為《中國新歌聲》
在一連串的風波下，燦星最終被迫將節目改名為《中國新歌聲》。但新一季節目收視率可謂“斷崖式下跌”，《新歌聲》總決賽當晚的收視率為2.201%，同比去年第一季下滑44%，全季2.213%的平均收視率更是創該系列歷史新低。不僅如此，其同期節目的收視率也同樣在全面下滑——這是因為，隨著《中國有嘻哈》《明日之子》等網綜的強勢碾壓，2017年，也正式宣告了電視素人選秀節目狂潮的再次告一段落。
“偶像”年代：選秀也是一場真人秀
2017年，愛奇藝推出了《中國有嘻哈》，累計播放量高達30.6億；騰訊視頻推出的《明日之子》累計播放量高達42.4億；還有今年播出的愛奇藝的《偶像練習生》和優酷的《這！就是街舞》——這類網綜涌現除了表明視頻平臺和電視臺搶觀眾的決心之外，它們在節目的設置上也代表了現代選秀節目的變化。
《明日之子》
這些新的節目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去主持人化。導師選用標準實力明星，它們更準確來說應該是偶像，這些偶像在節目里可以跟素人直接接觸——但是，這些素人也不是純素人，他們往往在上節目前就已經成為了一小撮人的“偶像”。
從這點上來看，選秀節目的門檻對于普通素人來說已經越來越高，而節目本身的真人秀意圖看起來要比選秀的目的大得多。
在節目中，制作方會刻意突出導師與選手們的交流、對選手的指導過程，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會對選手臺前幕后進行刻畫，突出人物個性。《偶像練習生》中，就采用了24小時不停機拍攝，除了舞臺上的表現，觀眾還能觀察到選手們臺下的努力，真正見證練習生的成長；而在《中國有嘻哈》中，正是因為對導師和選手的全方位跟拍，才有了后來“我覺得OK”、“你有Freestyle”這些傳播極廣的流行語。
《偶像練習生》
在《偶像練習生》第一集當中，擔任“全民制作人”的張藝興便介紹，最終出道的9個人，是由觀眾來決定的。而參與其中的練習生幾乎都是來自大公司，有部分甚至已經早早出道了——至此，選秀節目已經不再是素人的絕佳跳板，節目所賦予選手的，也不再是雪中送炭的決定性意義，更多的是錦上添花。
而在新的造星模式下，商業化進程加速同樣明顯。有消息稱，目前愛奇藝已經給出對出道的“9人組合”給出了商業報價，代言費高達1200萬元——當然，這還不算早的商業化操作，要知道，去年的《中國有嘻哈》還未結束的時候，許多嘻哈歌手（比如冠軍GAI）就已經被簽入制作人劉洲的公司；毛不易在奪冠后一個月，便發布了他的音樂現場專輯《巨星不易工作室No.1》——而李宇春的首張專輯，是在比賽后第二年才發出的。
回看這幾年的中國選秀史，成名的最后一道門越來越容易敲開，但入門的第一個門檻卻越變越高。不過，回顧歷史，這似乎像是一次返潮。
上個世紀80年代，韋唯、毛阿敏都是在1986年CCTV的青歌賽獲獎出道；而在那個唱片業發達的時代，像劉德華、梁朝偉等人都是在演藝班訓練過才出道；比如黎明、郭富城則是通過歌唱比賽來獲得經紀公司支持才成名——正因為入門難，他們所能承載的舞臺寬度，卻比現在的選秀明星來得更長遠。
在媒體采訪中，資深電視人林在川曾感慨，“支撐選秀節目的草根選手越來越少，而選出的藝人又很難消化養活，形成了惡性循環。”
但是曾經一手打造了《超級女聲》制作人龍丹妮卻不以為然，“很多人都說選秀已經沒落了，但是我覺得選秀從來沒斷過，它只是以不同的生態在生長著，普通人渴望成為一個明星這件事情從來沒有變過。其實我們只是需要去建立一個完善的生態鏈，讓我們制造的明星生命力更加長久。”
來源：壹娛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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