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戴王冠，必承其重：中國式富二代的迷茫屬于未來觀點
富二代是令這個社會“羨慕嫉妒恨”卻很少被了解的特殊群體。他們的奮斗，注定跟我們普通人的奮斗截然不同。他們活在漸已老去的父輩的陰影之下，是蕭規曹隨、妥協順從，或者在在繼承的基礎上主動轉型，解決父輩交付下的難題，還是獨立創業?這是個問題。
上周二，寫了一篇《阿廖的迷茫》，文尾開玩笑地講了一句話，“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歸根到底，是那幫孫子們的。”
結果，這幾天，連著見到了幾位企業家二代，爭先恐后地說起自己的迷茫。
一
小柯看上去就是一個很乖的孩子，白襯衫系在筆直的西褲里，領口紐扣只開了一粒。他的家族是開高檔粵菜館的，在京滬等地非常出名，五年前，小柯從澳洲留學回來，就被父親安排接班，他從餐館的副經理干起，兩年后管一個片區，去年，父親把公司的法人代表和董事長職位都一股腦兒地給了他。
“吳老師，你知道我父親為什么把這兩個職務都給了我嗎?”小柯問我，我其實也非常想知道答案，“他說，你現在摔倒了，我還可以扶你起來，我如果摔倒了，你也完蛋了。”
所以現在的局面是，在前面摔跤的是小柯，后面垂簾一切的，還是老柯。
老柯還有一個怪脾氣，每一次朋友聚會，如果有賓客表揚小柯，回家之后，必定會迎來一頓劈頭蓋臉的訓斥，“他也許是怕我翹辮子，可是，我也是三十歲的人了，我有自己的管理思路，要建自己的班子，他總是不放心。”
今天的小柯，讓我油然地想起十多年前的小黎。
小黎家族是做紡織印染的，老爸是江浙一帶非常出名的第一代鄉鎮企業家。小黎與我同齡，大專畢業就進工廠，勤勤懇懇在生產一線干了快十年，父親答應60歲的時候交棒。到五十九歲的那一年，老黎看上去一點也沒有要交棒的意思，小黎知道我與他父親關系不錯，便讓我去打探一下。
有一天，我走進老黎的辦公室，他似乎知道我的來意，在閑聊中突然說，“我最近看到列寧說過的一句話，非常喜歡。”
我知道村長出身的老黎好學，可是居然讀書讀到了列寧，還是很有點意外。老黎悠悠地說，“列寧同志說得好呀，戰士的終點是墓地。”
出了門，我把這段對話告訴了小黎。
半年后，小黎為老黎操辦了一場熱熱鬧鬧的六十大壽百席宴，第二天，他辭職南下，帶著從老黎那里死活摳出來的兩千萬元辦了一間磁材料公司，后來涉足地產、金融，十多年后的今天打出了另外一片天地。
我把當年小黎的故事講給小柯聽，聽得他悠然神往，可是，小柯畢竟還是一個乖孩子，“我如果出走創業，父親怎么辦?這兩年高檔餐館的生意走下坡，我不頂著，他肯定吃不消。”
二
跟貌似已經認命的小柯相比，他帶來見我的師弟小魏正戰戰兢兢地面臨一場“大考”。
小魏家族是做運動服裝的，在全國有兩千多家連鎖店，公司在香港聯交所上市。去澳洲留學時，他奉命學時尚設計，畢業后，又在新加坡和日本的兩間設計公司先后工作了三年。不久前，父母找他談話，讓他回家接班。
“這個班實在太難接了。這幾年受電商影響，公司業績一直不振，每個星期都在關店，企業的中高管都是跟我父母跌打滾爬十多年過來的，思路已經固化，根本沒有辦法在一起開一個像樣的會。”
“可是，父母對我寄予了厚望，他們做得實在太累了，也自認不了解當今的年輕人和新模式，希望通過我的接班來完成公司的互聯網轉型，但是，我真的做得到嗎?”
小魏式的迷茫，帶有極大的普遍性。
近年來，隨著市場的生態性突變，從事傳統制造業和零售服務業的企業家們集體遭遇焦慮期，其中很多人的商業觀念和知識結構都面臨考驗——這也是上篇專欄所描述的景象，于是，他們中的一些人，便把最大的希望寄托在了子女的接班戰略上。
可是問題恰恰在于，當行業及企業組織處在突變的重大時刻，年輕的二代們到底能否承接得住父輩們交付下來的難題。
研究家族企業接班案例，可以發現，一些比較成功的接班往往發生在兩種情景之下，其一，行業處在持續增長的通道里，二代追隨一代，進行長期的觀摩和歷練，從而實現磨合，自然接班;其二，第二代獨立創業，做增量式試驗，從而積累經驗與資歷，在適當的時候，完成與父輩事業的承接。
相比上述兩種模式，小魏式接班無疑是風險最大的一種，它很可能把上一代的危機直接傳導到下一代，甚至引發家族內部的某種情感悲劇。
三
“你怎么看企業家二代?”
這些年常常被問及這個問題。
我曾經給兩個二代總裁班上過課，在其他的授課活動中，也常常有二代前來參加，我還受邀擔任國內兩家企業家二代機構的顧問。對于這些以80后、90后為主力的青年財富階層，還算有點發言權。
我的基本判斷是，他們是全球化和互聯網的一代，無論在視野、知識體系和價值觀上，都比父輩們更優秀，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更樂意享受人生，懂得平衡工作與生活的關系，浮夸子弟、“坑爹一族”畢竟是少數。
同時，他們所遭遇的質疑和挑戰也是父輩所沒有的，甚至是無法體會到的。
家族財富“無縫承接”的幻想，與代際之間的天然溝壑，使得財富階層的父子沖突往往比平民家庭要表現得更為激烈和戲劇化。另外一個非常中國式的問題是，80后、90后絕大部分是獨生子女，這又極大地提高了矛盾的唯一性和沖突的不可避免。
也許出乎很多人想象的是，在超級強勢的創業父輩面前，二代們更愿意選擇逃避，而不是挑戰。也正因此，便出現了兩個景象，有些二代，如乖巧的小柯、小魏們，他們進入父輩的企業卻無法施展才華，或被賦予了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使命”，還有一些——也許是更大比例的二代們，則拒絕進入父輩企業，而寧可無所事事地流連在大而不當的金融投資行業。
這樣的景象充滿了不確定的氣息。如果說阿廖式的迷茫是屬于過去式的，那么，“那幫孫子們”的迷茫則屬于未來。
改革開放30年，自然就催生了民營企業的二代接班問題。二代們無論在教育背景、知識儲備、管理理念還是生活的時代背景都與其父輩截然不同，父輩們想要打破規則，實現產業升級已經幾不可能，因此，二代接班問題其實也是中國民營企業如何實現轉型升級的問題。“欲戴王冠，必承其重。”二代的迷茫即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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