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期間，商務部負責人在解讀政策時提出：「我們既看GDP也看GNI，既重視‘中國經濟’也重視‘中國人經濟’」。
這一表述并非簡單的概念創新，而是中國經濟從「地域驅動」向「人本驅動」轉型的戰略信號，更是城市發展從「規模擴張」向「質量提升」跨越的核心指引。
對于城市規劃師、發展戰略策劃者和政府部門工作人員而言，「中國人經濟」不是抽象的理論術語，而是貫穿城市建設、產業培育、競爭突圍全過程的實踐邏輯。
它精準回應了當下城市發展的三大核心困惑：
在人口總量趨穩、傳統增長動力減弱的背景下，城市如何找到新增長極？
在產業同質化競爭激烈的格局中，如何構建獨特優勢？
在全球化遭遇逆流的當下，如何鏈接全球資源？
本文將從「中國人經濟」的核心內涵出發，結合全國多地實踐案例，系統解析其對城市發展的深層關聯、對產業升級的驅動作用以及對城市競爭邏輯的重塑價值，為城市高質量發展提供可借鑒的實踐路徑。
01讀懂「中國人經濟」
從GDP到GNI的認知革命。
要運用「中國人經濟」指導城市發展，首先需厘清其核心內涵。簡單來說，「中國人經濟」是以「國民」為核心載體，以全球資源配置為半徑，以要素價值創造為目標的經濟形態。
它打破傳統GDP統計的地域局限，將視角延伸到「中國人」在全球范圍內創造的財富總和，核心衡量指標是國民總收入（GNI）。理解這一概念，需把握三個關鍵維度。
GDP（國內生產總值）衡量一國或地區領土范圍內的生產成果，不論生產者國籍；GNI（國民總收入）衡量本國國民在全球范圍內創造的收入總和，不論生產地點。這一統計視角的轉變，正是「中國人經濟」的核心邏輯。
截至2024年底，中國在境外設立企業超5萬家，遍布190個國家和地區，對外投資存量超3萬億美元。
大量中國企業、人才在海外創造的價值，雖不計入某一城市的GDP，卻屬于中國的GNI，且與這些企業和人才的祖籍地、成長地、創業地緊密相關。
浙江溫州的案例極具代表性。
溫州有近70萬華僑分布于130多個國家和地區，創辦4萬多家海外企業，形成了覆蓋全球的商貿網絡。
華僑在海外創造的財富，部分通過僑匯回流支持家鄉建設，部分通過跨境投資聯動本土——在溫州設立研發中心和生產基地，借海外網絡銷往全球。
溫州的皮鞋、眼鏡等傳統產業之所以能保持全球競爭力，正是源于「本土生產+海外華人網絡分銷」的「中國人經濟」模式，形成了「全球創富、本土受益」的良性循環。
從城市發展視角看，「中國人經濟」的本質是「人的全球化」帶動「產業、資源的全球化」。城市不再僅僅是生產要素集聚地，更是國民全球創富的「大本營」與「服務樞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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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經濟」的提出是中國經濟發展到特定階段的必然選擇，背后有三大時代驅動力。
第一，中國從「引進來」到「走出去」的階段跨越。改革開放初期，中國以「世界工廠」吸引外資、引進技術，以GDP為核心考核指標；
隨著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24年對外投資存量破3萬億美元，中國的企業、資本、人才已具備全球配置資源的能力，再局限于GDP視角，就會忽視海外國民創造的巨大價值，也無法為「走出去」的要素提供有效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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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海經濟」
是當今中國，也是未來中國不可或缺的經濟組成部分
第二，人口結構變化倒逼的發展模式轉型。近年來，隨著勞動力成本的不斷上升，傳統人口紅利已難以為繼。
而「中國人經濟」將視角轉向全球14億人口的「人才紅利」——海外留學歸國人員、跨境企業家、華人華僑都是城市發展的寶貴資源。通過服務這些「全球中國人」，城市可以突破本地人口規模的限制，獲得新的增長動力。
第三，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內在要求。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核心是打通國內與國際市場的壁壘。
「中國人經濟」依托全球華人網絡與中國企業，天然具備鏈接雙市場的優勢。
如東南亞華人企業了解中國供應鏈與當地市場需求，可成為雙循環的「橋梁」，城市作為雙循環的關鍵節點，必須依托這一載體實現「國內與國際市場的無縫銜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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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城市而言，重視「中國人經濟」是全球競爭的必答題。深圳、上海、廣州等一線城市已率先行動，通過建設國際人才港、跨境服務平臺等方式，為「走出去」的企業和人才提供支持，從而鞏固了自身的全球城市地位。
3.實踐特征：「中國人經濟」的三大表現形態
結合全國多地實踐，「中國人經濟」在城市發展中主要呈現三種形態，這三種形態相互交織，共同構成了城市的全球競爭力。
第一種是「僑商經濟」，依托華僑華人網絡的跨境合作模式，以閩粵浙僑鄉為代表。
福建泉州擁有超過950萬華僑，分布在170多個國家和地區。紡織服裝、建材家居等產業通過僑商網絡將生產基地留在本地，將銷售渠道拓展至全球。
安踏早期憑借僑商將產品銷往東南亞，隨后構建全球供應鏈，成為全球第三大運動品牌。泉州政府專門設立華僑經濟文化合作試驗區，提供跨境金融、法律維權等一站式服務，助力僑商「走出去」并吸引僑商將海外積累的資本、技術回流家鄉。
第二種是「出海企業經濟」，本土企業通過海外投資、并購、設廠等方式形成全球產業布局，以長三角、珠三角制造業城市為代表。
江蘇昆山開發區的臺資與本土企業，赴東南亞建設生產基地，將昆山作為研發、設計和核心零部件生產中心。
昆山搭建「昆山-東南亞」跨境產業協作平臺，為企業提供海外政策咨詢、物流配套、人才派遣等服務，形成了「總部在昆山、生產在海外、市場在全球」的發展模式，既保持了昆山的產業競爭力，又通過企業出海帶動了本地高端服務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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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種是「數字華人經濟」，依托數字技術的全球華人創新創業網絡。
2024年中國數字經濟規模近60萬億元（占GDP超40%），杭州的阿里巴巴憑借跨境電商平臺速賣通，將中國中小企業的產品銷往全球；TikTok海外業務快速擴張，依托的是中國的短視頻技術團隊和全球華人運營團隊。
杭州政府抓住這一趨勢，建設數字經濟跨境服務園區，為企業提供跨境數據合規、海外服務器部署、多語言服務等支持，讓「數字華人經濟」成為杭州的核心競爭力。
三種形態是相互融合的——僑商網絡為出海企業提供本地資源，出海企業為數字經濟提供場景，數字技術提效前兩者。城市發展「中國人經濟」，關鍵在于識別自身的優勢形態，構建多元化的跨境服務體系。
02「中國人經濟」與城市發展
從「筑巢引鳳」到「聯鳳筑巢」的轉型。
傳統城市發展模式強調「筑巢引鳳」，通過建園區、出政策吸引資源；「中國人經濟」視角下，城市發展邏輯轉變為「聯鳳筑巢」——鏈接全球「中國人」資源，構建跨境生態，讓城市成為全球資源配置樞紐。
這對城市的空間布局、人口服務、公共設施建設提出了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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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認知中，城市人口紅利依賴本地常住人口；「中國人經濟」將其延伸至全球「關聯人口」（海外留學生、華僑華人、出海企業員工），如何吸引、服務和利用這些「全球人口資源」，成為城市人口工作新重點。
深圳的實踐頗具啟發。深圳現有海外留學歸國人員超30萬人，10多萬家企業的海外業務涉及員工數百萬。
深圳突破本地戶籍限制，構建「全球人才服務體系」：在海外設立12個人才工作站，推出「鵬城優才卡」（住房、教育、醫療一卡通），建設國際學校、雙語醫院。
服務出海企業員工，與華為、中興合作提供海外醫療、家屬安置、子女教育，增強企業凝聚力，讓員工成為「全球宣傳員」，助力深圳在常住人口增速放緩的背景下，依然持續釋放人才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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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轉變的核心邏輯是：城市人口工作從「管理本地人口」轉向「服務全球關聯人口」，通過情感鏈接、服務保障和事業平臺，將全球「中國人」資源轉化為發展動力。
2.空間布局重構：從「單一城市」到「全球網絡節點」
傳統規劃以城市行政邊界為基礎，「中國人經濟」視角下，城市空間延伸至全球「關聯空間」（海外產業園、跨境物流樞紐、海外人才社區等），城市需要構建「核心區+海外節點」的全球空間布局。
浙江義烏的規劃實踐堪稱典范。
「世界小商品之都」的義烏，有超過30萬外商常駐，商品遠銷210多個國家和地區。義烏構建「義烏核心區+海外分市場+跨境物流樞紐」的全球空間體系。
在核心區建設國際商貿城、跨境電商園、外商居住區，提供一站式的商品交易、物流配送、生活服務；在海外與華人商會合作，在中東、非洲、歐洲設立18個「義烏小商品分市場」，作為商品展示、分銷和本地化服務的節點；
物流上開通「義新歐」班列（覆蓋歐洲23個國家的100多座城市）、建機場貨運航線，形成「海陸空」一體化的跨境物流網絡。
這讓義烏形成「全球采購、義烏集散、全球分銷」的格局。城市空間從「4105平方公里的市域」擴展到「覆蓋全球的商貿網絡」，真正成為全球小商品流通的樞紐節點。
對城市規劃者而言，這種空間重構需要把握三個關鍵：
一是找準城市的核心功能，明確在全球網絡中的定位（如義烏的商貿、上海的科創）；二是在海外布局「輕資產」的節點平臺，避免大規模投資風險；三是構建高效的跨境物流和數字網絡，實現核心區與海外節點的無縫銜接。
3.公共服務升級：從「本地保障」到「跨境覆蓋」
傳統公共服務以本地戶籍為核心，「中國人經濟」視角下，則需要突破戶籍和地域限制，構建「本地+跨境」的服務體系，滿足全球「中國人」的海外醫療、跨境教育等需求。
廣東珠海的「跨境民生服務」值得借鑒。
珠海與澳門相鄰，大量澳門居民在珠海工作生活，同時有許多珠海人在海外創業。
針對這一特點，珠海構建了「跨境公共服務體系」：教育上設立10所港澳子弟學校（采用澳門課程體系），解決澳門居民子女在珠海的教育問題；
醫療上20家醫院與澳門病歷互認、跨境轉診，并開通「海外遠程醫療服務」，為海外珠海籍人士提供保障；社保上推出「跨境社保一卡通」（澳門居民在珠海參保可享受同等待遇）。
更具創新的是在海外設5個「民生服務驛站」（泰國、馬來西亞、澳大利亞等），供社保咨詢、戶籍辦理等「跨境代辦」，增強僑胞歸屬感并吸引資源回流，帶動當地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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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務的跨境升級，本質是城市從「管理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型的延伸。主政者需要樹立「全球服務」理念，讓城市成為全球「中國人」的「精神家園」和「事業港灣」。
03「中國人經濟」與產業發展
應注重從「本土配套」到「全球協同」的升級。
產業是城市發展的根基，傳統產業發展強調「本土產業鏈配套」。
「中國人經濟」視角下產業發展的邏輯轉變為「全球產業鏈協同」——依托全球華人企業網絡、海外人才技術、跨境市場需求，構建「本土核心+海外配套」的全球產業體系，突破本地資源限制實現更高質量的升級。
1.傳統產業：依托「華人網絡」實現全球價值鏈躍升
溫州皮鞋、紹興紡織、佛山家具等傳統產業，曾以「低成本、大規模」作為競爭優勢，現因勞動力成本上升、貿易壁壘的增加，傳統優勢逐漸減弱。
「中國人經濟」依托全球華人網絡，將生產、銷售、研發等環節布局到全球最具優勢的地區，實現「成本優化+品牌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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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家具構建
紹興紡織業的轉型頗具代表性。
紹興是中國最大的紡織產業基地（2萬多家企業，年產全國1/4紡織品），但在2010年后面臨成本上升、環保壓力增大等問題，為此啟動了「全球紡織產業鏈重構」計劃。
生產上與東南亞華人企業合作，在越南、柬埔寨設廠生產中低端紡織品；
研發上在上海、深圳設立研發中心，吸引海外歸國人才開發高端面料和功能性紡織品；
銷售上依托全球華人紡織貿易商，在歐美設立品牌展示中心和分銷網絡，推廣「紹興設計」的高端紡織品。
政府搭建「全球紡織產業服務平臺」，提供海外投資咨詢、跨境物流配套、匯率風險管理等服務。
這一轉型讓紹興紡織產業實現了價值鏈躍升。2024年紹興紡織總產值突破3000億元，高端產品占比從2015年的10%提升至35%，出口額中通過華人網絡實現的份額超過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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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產業借助「中國人經濟」升級的核心路徑是：
依托華人網絡打破地域限制，將產業鏈各環節布局到全球最優區位，同時將本土打造為研發、設計和品牌運營的核心，實現從「中國制造」到「中國設計」「中國品牌」的跨越。
2.新興產業：借助「海外人才」構建全球創新生態
人工智能、生物醫藥、新能源等新興產業的核心競爭力是技術創新，關鍵在高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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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州生物醫藥產業園
「中國人經濟」提供「全球人才為我所用」的創新生態——通過吸引海外華人高端人才、對接海外華人創新團隊、整合海外華人技術資源，構建跨境創新網絡，讓城市成為新興產業的全球創新樞紐。
深圳的人工智能產業發展受益于「海外華人人才網絡」。
大疆、商湯科技的創始人都有海外留學或工作經歷，政府通過「孔雀計劃」等人才政策，吸引了超過5萬名海外華人人工智能人才落戶。
同時，與海外華人人工智能協會舉辦「全球華人人工智能創新大賽」，挖掘海外創新項目。
2024年，大賽吸引了30多個國家的1200多個項目參賽，其中20個優秀項目在深圳落地，帶動深圳人工智能產業的技術迭代。
新興產業借助「中國人經濟」發展的關鍵在于：
將「海外華人人才」視為創新的核心載體，通過構建跨境孵化、研發服務、資本對接等生態體系，讓全球華人的創新成果為城市產業升級服務，同時讓城市成為全球華人創新的「首選產業化基地」。
3.服務業：依托「跨境需求」打造全球服務樞紐
隨著「中國人經濟」的發展，跨境貿易、跨境投資、跨境旅游等需求日益增長，帶動了跨境金融、跨境物流、跨境法律等服務業的發展。城市可以依托這些「跨境需求」，打造全球服務業樞紐，形成新的產業增長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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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推出「跨境金融創新平臺」
寧波舟山港的跨境物流就是典型代表。
寧波舟山港是全球貨物吞吐量最大的港口，2024年貨物吞吐量突破12億噸，其中超過60%貨物與「中國人經濟」相關。
寧波政府圍繞「跨境物流需求」，構建「港口+物流園區+數字平臺」體系：港口方面建設深水碼頭、開通全球10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航線；物流園區方面設立跨境電商物流園、保稅物流中心，提供報關、倉儲等一站式服務；
數字平臺方面推出「寧波港跨境物流服務平臺」，實現運輸、報關、支付等環節的數字化，企業可實時跟蹤貨物。如義烏小商品經寧波舟山港出口到歐洲，物流時間從30天縮至20天內，成本降低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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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波圍繞「跨境物流需求」
04「中國人經濟」與城市競爭
應注重從「政策比拼」到「生態競爭」的重構。
傳統城市競爭主要圍繞政策優惠、土地價格、稅收減免等「硬資源」展開，導致了產業同質化、惡性競爭等問題。
而「中國人經濟」視角下，城市競爭的邏輯轉變為「生態競爭」——通過構建完善的跨境服務生態、創新生態和文化生態，吸引全球「中國人」資源集聚，形成獨特的競爭優勢。
這種競爭不再是零和博弈，而是通過差異化定位實現協同發展。
1.競爭維度：從「硬資源」到「軟生態」的轉變
廈門與福州的競爭對比頗具啟發。
廈門和福州都是福建的主要城市，傳統上在制造業、服務業等領域存在競爭。但近年來，兩地依托「中國人經濟」的不同優勢，構建了差異化的「軟生態」，實現了協同發展。
廈門依托「對臺優勢」和「華僑資源」，構建了「兩岸跨境合作生態」。
如設立兩岸金融中心、臺灣青年創業園，舉辦「海峽兩岸企業家峰會」，并在東南亞設立多個「廈門投資促進中心」，讓廈門成為了兩岸合作和華僑投資的首選城市。
福州則依托「海絲起點」優勢，構建「海絲跨境貿易生態」。
如建設海絲國際物流樞紐、設立海絲跨境電商產業園，舉辦「海上絲綢之路博覽會」，讓福州成為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與中國貿易的重要樞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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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地的競爭不再是簡單的產業爭奪，而是通過差異化的「軟生態」吸引不同類型的「中國人經濟」資源：廈門聚焦兩岸和東南亞僑胞資源，福州聚焦海絲沿線僑胞資源，最終實現了「1+1>2」的協同效應。
2024年，廈門和福州的GDP增速分別達到6.5%和6.2%，均高于全國平均水平，跨境相關產業對GDP的貢獻率均超過30%。
「軟生態」競爭的核心在于「差異化定位」和「價值創造」。城市需要結合自身的歷史文化、區位優勢、資源稟賦，找到「中國人經濟」中的獨特細分領域，構建為該領域服務的生態體系，而不是盲目模仿其他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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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人經濟」視角下，城市要在競爭中脫穎而出，關鍵是構建「全球資源配置樞紐」，成為全球「中國人」資源的集聚地和分發地。具體而言，有三大實現路徑。
路徑一：打造「跨境服務樞紐」，為全球「中國人」提供一站式服務。
跨境服務是「中國人經濟」的核心需求，包括跨境金融、跨境物流、跨境法律、跨境人才服務等。城市可以整合這些服務資源，打造綜合性的跨境服務平臺，成為全球「中國人」的「服務中心」。
路徑二：打造「創新轉化樞紐」，將全球華人創新成果轉化為產業優勢。
海外華人中有大量高端人才和創新團隊，城市可以構建「海外孵化+本地轉化」的機制，吸引這些創新成果在本地產業化，成為全球華人創新的「轉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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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徑三：打造「文化凝聚樞紐」，增強全球華人的歸屬感和凝聚力。
文化是「中國人經濟」的精神紐帶，海外華人對中華文化有著深厚的情感認同。城市可以依托自身的文化資源，打造文化交流平臺，成為全球華人的「文化中心」，通過文化凝聚人心，帶動資源集聚。
傳統城市競爭中，區域內城市往往「各自為戰」，甚至通過「政策洼地」爭奪資源，導致重復建設和資源浪費。
而「中國人經濟」視角下，區域內城市可以依托各自的優勢，構建「分工協作、抱團發展」的協同機制，共同打造「中國人經濟」的區域品牌，提升整體競爭力。
粵港澳大灣區的協同發展是典范。
粵港澳大灣區包括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和廣東九個地級市，依托「一國兩制」優勢和大量海外僑胞資源，構建了「分工明確、協同高效」的「中國人經濟」發展體系。
在分工方面，香港發揮國際金融中心優勢，提供跨境金融服務；深圳發揮科技創新優勢，提供技術支撐；廣州發揮商貿物流優勢，提供流通保障；
佛山、東莞發揮制造業優勢，提供高端制造配套；澳門發揮文旅和中葡合作優勢，搭建大灣區與葡語國家的合作橋梁。
這種分工讓每個城市都能發揮自身優勢，避免了同質化競爭。
在協同方面，大灣區建立「跨境要素流動機制」，實現人才、資金、貨物等要素的自由流動，使其成為「中國人經濟」的核心載體。
2024年，大灣區GDP突破15萬億元，其中跨境相關產業產值占比超過40%；大灣區企業海外投資存量突破8000億美元，占全國的25%以上；吸引了超過100萬名海外華人人才落戶，成為全球華人創新創業的首選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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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區域內城市而言，協同發展的關鍵在于「找準定位、主動讓利、共建平臺」。要打破行政壁壘，樹立「區域一盤棋」的理念，通過共建跨境服務平臺、共享人才資源、共推區域品牌等方式，實現「1+1>2」的協同效應。
05
城市發展「中國人經濟」的
實踐路徑與政策建議
「中國人經濟」為城市高質量發展提供了新的路徑，但要將這一理念轉化為實際成效，需要城市主政者和規劃者轉變思維，從「地域管理者」轉變為「全球資源整合者」，構建完善的政策體系和服務生態。
1.思維轉型：樹立「全球人本」發展理念
一是從「地域思維」到「全球思維」。要打破行政邊界的限制，將城市發展放在全球坐標系中定位，思考如何鏈接全球「中國人」資源，如何為全球「中國人」提供服務。
二是從「產業思維」到「人本思維」。要認識到「中國人」是「中國人經濟」的核心載體，產業發展、城市建設都要圍繞「人」的需求展開。
三是從「競爭思維」到「生態思維」。要摒棄「零和博弈」的競爭理念，認識到「中國人經濟」的資源足夠豐富，每個城市都可以找到自身的差異化優勢。
要通過構建獨特的生態體系，吸引特定類型的「中國人」資源，同時與其他城市開展協同合作，實現共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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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全球人本」理念，城市需要構建「跨境服務體系」「創新生態體系」「文化凝聚體系」三大核心體系，為「中國人經濟」發展提供支撐。
▍便捷高效的跨境服務體系
跨境服務是「中國人經濟」發展的基礎保障，城市需要整合金融、物流、法律、人才等服務資源，構建「一站式」跨境服務體系。
在跨境金融服務方面，要推動金融機構創新產品和服務，滿足跨境融資、外匯管理、跨境支付等需求。
在跨境物流服務方面，要構建「海陸空」一體化的跨境物流網絡，降低物流成本，提高物流效率。
在跨境法律服務方面，要聚集熟悉中外法律的專業人才，為企業和個人提供跨境法律支持。
在跨境人才服務方面，要構建「引才、育才、用才、留才」的全鏈條服務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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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是「中國人經濟」發展的核心動力，城市需要構建開放協同的創新生態體系，吸引全球華人創新資源，推動創新成果轉化。
一是建設跨境創新平臺。
在海外創新高地設立「海外創新飛地」，吸引當地華人創新團隊入駐；在本土建設「創新轉化園區」，為海外團隊回國產業化提供支持；搭建跨境創新合作網絡，鏈接海外高校、科研機構和企業，開展聯合研發。
二是完善創新激勵政策。
設立海外創新人才專項基金，對引進的海外高端人才給予創業啟動資金、研發補貼等支持；完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加強對海外創新成果的知識產權保護；建立創新成果轉化激勵機制，鼓勵科研人員將成果產業化。
三是構建創新資本體系。
設立天使投資、風險投資、產業投資等多層次的創新資本，為海外創新項目提供全生命周期的資金支持；推動創新企業上市融資，利用資本市場加速發展；加強與海外華人投資機構的合作，吸引海外資本參與本地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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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中國人經濟」的精神紐帶，城市需要構建文化凝聚體系，增強全球華人的歸屬感和凝聚力，為城市發展匯聚人心和資源。
一是打造文化交流平臺。
舉辦全球華人文化節、尋根祭祖大典、華人企業家峰會等活動，為全球華人提供交流合作的平臺；建設華人博物館、華僑紀念館等文化設施，傳承和弘揚華人文化。
二是加強海外文化傳播。
在海外華人聚集的地區設立文化中心，開展中華文化培訓、藝術交流等活動；利用新媒體平臺，傳播城市的發展成就和文化特色，增強海外華人對家鄉的認同感。
三是完善僑務服務體系。
建立健全僑務工作網絡，及時了解海外僑胞的需求；為海外僑胞提供戶籍辦理、社保咨詢等跨境服務，解決他們的后顧之憂；關心海外僑胞的子女教育，為他們回國升學、就業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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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推動「中國人經濟」發展，還需要完善「考核評價機制」「統籌協調機制」「風險防控機制」「區域協同機制」四大保障機制，確保各項舉措落地見效。
科學的考核評價機制。
傳統的GDP考核體系難以反映「中國人經濟」的發展成效，需要建立科學的考核評價機制，將「GNI相關指標」「跨境服務指標」「海外人才指標」等納入考核體系。
高效的統籌協調機制。
「中國人經濟」涉及跨境服務、人才流動、產業協同等多個領域，需要建立高效的統籌協調機制。
各地可以成立由當地政府主要領導牽頭的「中國人經濟發展工作領導小組」，統籌協調發改、商務、僑務、金融、外事等相關部門的工作，形成工作合力。
同時，建立跨部門的信息共享平臺，整合海外人才、跨境企業、僑胞資源等信息，為政策制定和服務提供數據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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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的風險防控機制。
發展「中國人經濟」面臨著多種挑戰，需要建立健全的風險防控機制。
一是加強風險監測預警，建立海外風險信息收集網絡，及時發布風險預警信息，幫助企業和個人規避風險；
二是完善風險應對機制，針對不同類型的風險制定應急預案；
三是加強國際合作，與海外華人商會、當地政府建立風險共防機制，共同應對跨境風險。
緊密的區域協同機制。
「中國人經濟」的發展需要區域內城市的協同合作，以及建立緊密的區域協同機制。
一是建立區域合作聯席會議制度，協調解決區域協同發展中的問題；
二是共建區域跨境服務平臺，整合區域內的服務資源，為「中國人經濟」發展提供共享服務；
三是推動區域產業協同分工，實現產業鏈互補、資源共享，提升區域整體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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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中國人經濟」是中國經濟轉型的必然產物，也是城市高質量發展的核心引擎。
城市發展「中國人經濟」，核心是要打破地域限制，以「人」為核心鏈接全球資源，通過構建跨境服務、創新生態、文化凝聚三大體系，完善四大保障機制，實現從「地域管理者」到「全球資源整合者」的轉型。
在這一過程中，城市既要找準自身的差異化優勢，構建獨特的競爭生態，又要加強區域協同合作，形成發展合力，最終在全球競爭中占據主動，實現可持續發展。
來源：丈量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