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cebook、谷歌等科技巨頭們的反恐困境觀點
不久前，一名在巴黎恐怖襲擊活動中遇害的女子的父親雷納爾多-剛薩雷斯指控谷歌、Facebook和Twitter在巴黎恐怖襲擊案中淪為了恐怖分子的幫兇，并指控這些科技公司給恐怖分子提供了“重大幫助”。他聲稱，它們縱容“伊斯蘭國”組織在Twitter、Facebook和谷歌視頻網站YouTube上招人、籌集資金以及散布“極端主義言論”。
剛薩雷斯聲稱，如果這些巨頭不放任不管，ISIS就不可能在過去幾年中迅速崛起，成為全世界最可怕的恐怖組織。這些科技公司為這個恐怖組織提供了傳播其訊息的必要的基礎設施。岡薩雷斯還在訴案中指控谷歌旗下的YouTube向ISIS提供了廣告分成收入。
谷歌Facebook與Twitter都做了回應，聲稱此案沒有意義，并表示，它們都有打擊極端主義內容的政策。盡管巨頭們都表示對這種懸而未決的起訴不會做太多回應表示。
巴黎恐怖襲擊受害者家屬起訴科技巨頭
巴黎恐怖襲擊受害者家屬起訴科技巨頭，也讓硅谷科技巨頭正面自身的監管困境，因為在目前來看，硅谷科技巨頭面對自身的互聯網平臺被恐怖分子利用時，某種程度上，在受害者家屬看來，是一種惰政思維，即讓用戶舉報，用戶舉報我就刪除，或者一旦監控到了，就刪除。
比如面對剛薩雷斯的起訴，谷歌則表示，它已制定了明確的政策，禁止恐怖分子在其網絡上招人和煽動暴力的恐怖主義言論，并迅速撤下了違反這些政策的視頻。但刪除之后怎么做呢？如何對于如何防范自身的平臺被恐怖分子利用？它們并沒有想的太清楚。
再一個是為政府開后門的可能性。社交巨頭Facebook在這方面面臨的壓力則更大一些，Facebook曾指出，如果發現“有證明表明可能會發生傷害或恐怖襲擊”，那么它就會聯系執法部門。但雖說如此，實際上執行很難。比如不久前美國奧蘭多槍擊案兇手進行大屠殺前曾在Facebook發布威脅言論：“你們通過對我們發動空襲殺害無辜婦女和兒童。接下來你們將會看到伊斯蘭國在美國發起的攻擊。”而由于這些言論違反了Facebook的標準社區指南，Facebook就刪除了這些言論。
但我們看到這些恐怖事件都如實發生了，可以想見Facebook刪除之后可能也并未與政府或執法部門聯合事前防范。但隨著ISIS持續使用社交媒體招募成員煽動恐怖襲擊，互聯網公司在美國和歐洲地區禁止該組織進行恐怖宣傳上面臨極大壓力。巨頭們需要直面自身的監管困境與反恐的責任權限，甚至，未來可能也會為配合政府反恐犧牲用戶部分隱私權限。
安全與隱私的天平該如何傾向？
從另一角度看，科技巨頭的網絡平臺可以為打擊恐怖襲擊帶來實質性的幫助。信息網絡學家Valdis Krebs在2002年時曾指出如何快速有效地繪制出恐怖分子的“聯系人網絡圖”。即利用嫌疑人的通訊網絡與社交網絡，找出恐怖活動的幕后策劃者，可更快地找到突破口。
但前提是這些通訊網絡信息中包含了大量的無用信息，即針對嫌疑人的社交網絡與通訊聯系人逐一排查的過程中，會侵犯到許多無關用戶的隱私。與此同時，當時美國民眾立馬意識到政府的這種反恐手段在調查嫌疑人通訊信息的同時也妨礙了他們的隱私權，民眾對這種“聯系人網絡圖”的反恐方案由追捧到不滿。
因此，巨頭們的隱私政策可能隨著民眾與社會主流對隱私與安全的問題究竟如何看待，如果恐怖襲擊事件的產生幾乎大部分都與科技巨頭的平臺上策劃與招募成員相關，民眾可能更傾向于犧牲部分隱私，決定權或在于，民眾對于安全與隱私的天平如何傾向。
但之所以這些硅谷巨頭們面對恐怖分子活躍在自身的平臺一直保持著淡定并未采取強力打壓的姿態，一方面，是法律上的免責，根據美國法律，互聯網公司對于用戶在其網絡上發布的內容通常可以免責。1996年美國《通訊正當行為法案》中的第230條稱，“交互式計算機服務的提供商和用戶，不應被視作是另一個信息內容提供者任何信息的出版者或代言人。”
但也有研究學者指出，法律上的“安全港灣”可能也罩不住這些社交媒體公司。比如Facebook事后在一份聲明中表示，“每當有用戶報告了恐怖主義的內容我們都會盡快刪除，對于該類內容的刪除請求公司會按照最高緊迫性的標準執行。”但這也意味著恐怖分子的預謀行動巨頭們都事前知道，這算不算知情不報或見死不救？
科技巨頭的立場難題：既不能過多配合政府，也不能無所作為
這些困境彰顯科技巨頭當前面臨的尷尬難題。一方面，信息時代，一切資料都電子化、數字化，并存儲在科技巨頭的云端之后，科技巨頭掌握了巨大的隱私信息和業務數據，所以不作惡或者說確保個人隱私安全成為各科技巨頭明面上心照不宣的默契。但與此同時，互聯網也為威脅國家安全的恐怖主義大開方便之門，而谷歌、微軟、Facebook、Twitter等巨頭，它們的隱私政策對于它們國家安全乃至世界安全都具有重要影響。
科技巨頭此前一直在試圖消除市場對“它們參與大量機密美國監視項目”的擔憂，這種擔憂是緣于，谷歌、蘋果、Facebook，Twitter等巨頭，它們生存的根基都是基于用戶增長與忠誠度的基礎上，活躍用戶、用戶轉化率、存留率與用戶占有時長是關鍵生存指標，硅谷科技巨頭的盈利模式說白了就是利用其龐大的數據對用戶的各種個人信息進行數據分析和數據挖掘，對這些用戶的數據進行專業化處理，實現廣告投放盈利或者增長服務盈利。
所以說，如果互聯網巨頭的商業模式都是基于對用戶隱私的占有的基礎上，那么科技巨頭需要確保既要明確自身反恐的立場，又要對用戶安全隱私的達成保護并獲得用戶信任。
很顯然，科技公司與巴黎恐怖襲擊之間的因果關系并不明顯，但互聯網平臺的自由、平等、開放與無約束的理念天然契合恐怖分子宣傳陣地需求，科技公司都有約定俗成的不作惡的信條與自由平等開放的互聯網理念，這是科技巨頭們的平臺原則。因而在反恐的問題，即不能過多配合政府，也不能無所作為，因此容易陷入兩難境地。
如何不讓自身的原則成為在反恐立場上的軟肋？
在《蝙蝠俠.黑暗騎士》這部電影中，蝙蝠俠不殺人，所以小丑不斷突破底線試圖讓蝙蝠俠破壞自身的原則。因為蝙蝠俠不是執法者，不能行使法律，不能囚禁甚至殺死小丑。這對應到科技巨頭身上何其相似。明知恐怖分子活躍于自身平臺，但卻不能執法，也不能侵犯隱私，對待用戶上傳視頻與言論，哪些合規哪些越軌，雖有著社區規則的約束，對威脅公眾安全的恐怖活動有哪些監控與協調機制，卻欠缺成熟與靈活的規則與協調機制，巨頭們小心翼翼，也生怕傷害到用戶權益，這是巨頭的原則，而恐怖分子也熟知這些原則，所以一次次攻破他們的軟肋，使得巨頭間接成為了幫兇。
從前面Facebook的聲明中我們看到，在反恐的壓力下，科技巨頭也開始妥協，在將來會不會傾向于為政府留后門，自然誰也不能保證。一方面，由于受到恐怖襲擊的擔憂與防范，更多歐洲人愿意犧牲部分隱私，授予執法部門更大權力。歐盟各國紛紛也在考慮制訂新法律，向蘋果、谷歌和Facebook施壓，等美國科技巨頭弱化加密技術，為情報部門提供加密信息。也就是說，人們在安全與隱私面前的態度開始搖擺，這決定著巨頭們的隱私政策。
一旦此例一開， Facebook與谷歌等巨頭在諸多問題上將難以獨善其身。恐怖分子事實上也在削弱科技巨頭的根基性的價值觀——隱私、安全、自由、平等開放、不作惡。如何不讓自身已經樹立起來的原則成為在反恐立場上的軟肋，將是科技巨頭未來需要解決的重大問題。
【作者介紹：王新喜，微信公眾號：熱點微評（redianwei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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